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 - （英国剑桥大学）彼德·H·罗兰教授
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
英国剑桥大学 彼德·H·罗兰教授
引 言
自1 9 7 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段最令人瞩目且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时期。但是，中国仍然面临着深刻的经济、生态、政治和社会挑战。这包括大范围的贫困问题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全球商业革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严重恶化的自然环境；国家能力的衰落；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的全面挑战；广泛蔓延的腐败现象；与全球金融体系紧密融合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风险。中国领导人需要同时应对全球化、转轨和发展带来的各种挑战。还没有一个国家曾经面临这样一系列复杂的挑战。中国领导人为此肩负着重大责任，一旦失败，代价将非常高昂。因此，每一项政策努力都必须防止出现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在积极探索未来道路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不仅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而且还要从自己国家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其目的正是为了建立一个公正、稳定、团结和繁荣的社会。中国人的探索努力不仅对中国自身，而且对整个世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保持经济和政治稳定所面临的挑战
贫困与不平等
中国在2 l世纪初期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问题的背后都面临着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即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列维斯，l 9 5 4)，也就是经济发展的“列维斯模型”。中国有l 3亿人口，而且每年还以一千五百万人到一千六百万人的速度在增长。大约有70％的中国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其中有一亿五千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9 0年代中期到2 0 0 0年左右，农民收入一直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甚至还有所下降。农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也越来越严重：农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 1上升到了1 9 9 8年的0.4 0。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初期，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状况曾经得到了大规模的改善(罗兰，l 9 8 8)。但是，中国的官方数据显示，仍然有五亿八千万农民(占全部农村家庭的73％)的年收入不到360美元。
由于农村发展严重落后，因而产生了农村―――城市人口转移的巨大压力，同时也使得非技术和低技术等非农职业的工资水平很难提高。大约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他们大都是非技术劳动者，一天的收入只有1－2美元。除了生活贫困的农民工之外，城市里大约还有四千万到五千万因国有企业改革而失业的工人。
在上述社会弱势群体之外，城市中迅速涌现出了新的“中产阶级”，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大量直接投资为中国带来了众多的现代商业和城市居住聚集区，但这些区域却像一个一个被成千上万穷困人口所包围的“孤岛”。中国的私有化过程充斥着内部交易和各种腐败现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地方党组织、银行和以“发展”的名义分配国有土地三者之间无所不在的三角关系。官方公布的城市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1992年的0．2 5上升到了2 0 01年的0．34。但是这些数据尚不包括绝大多数农民工和外资企业雇员，并且低估了中国城市居民中的收入最高阶层的状况。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那么中国城市收入分配很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在21世纪初，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几乎销声匿迹的各种罢工和抗议活动又重新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全球商业革命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在实施各项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的产业政策。从根本上说：这些产业政策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正在成为“为世界而生产的工厂”而非“世界工厂”。超过6 0％的工业出口是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其他绝大部分的出口产品则主要是来料加工品，或者是那些低附加值，低技术，和为全球性大公司生产的无品牌产品(如服装、鞋袜、家具和玩具)。尽管那些全球性大企业越来越多地将其研发基地设在中国，但它们更多是为了使用中国廉价的高技术人才，中国本土企业的研发投入则非常有限。按研发投入排名的世界前700家企业中，没有一家是中国企业(DI T，2003)。在全球排名前l 00位知名品牌中，没有一个是来自中国的品牌。中国的顶尖企业在国外仍然鲜为人知。虽然在财富500强中，中国企业有1 4家，但其中没有一家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因为这些企业如果没有了政府的保护，根本无法与同类的国际大企业竞争。而且这14企业全部都是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受到国家的系统干预。
就国内层面而言，中国的产业政策面临着很多问题，其中包括政策缺乏连贯性；盲目追求“企业自主权”而不是发展大型制造企业；以牺牲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保护国内市场;对于跨地区并购行为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力图通过多样化经营扩大企业规模，导致所谓的规模效应假象，党组织和政府官员继续干预企业决策；国有企业以前雇佣大量冗员所产生的巨大“遗留成本”。
就国际层面而言，中国的大型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抓住全球商业革命的历史性机遇，中国试图通过大规模高密度的企业并购来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全球性商业革命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产业集中度，并由此形成了一条“铁律”。在那些高附加值、高技术或者品牌效应很强的市场领域，几家巨型企业(“系统整合企业”)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罗兰，2001 a，2001b)。集中的过程在整个价值链中层层传递。每个领域的顶尖企业都以“产业计划”的方式选择能力最强的供应商，并挑选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与其相互配合的合作伙伴”。这种“雪崩式连锁效应”给处于第一链条的供应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它们不得不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以及在世界生产网络中增加投资来追求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这样的结果便是在很多领域都出现了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的产业集中现象，其目的正是为那些系统整合企业供应产品。
资本主义产业集中趋势的迅猛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大型企业带来了全面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雪崩效应”带来的压力，导致系统整合企业及其供应链的高度集中，这毫无疑问也对中国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构成了全面挑战。中国企业不仅在赶超居于领先地位的系统整合企业方面(可以看得见的“冰山”)困难重重，而且还要与那些处于各个领域供应链中的主导企业(位于“冰山”以下看不见的部分)展开竞争，这同样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在中国加入WTO三年之后的2004年9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坦言：无论是从数量、规模和效率，还是从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或是国际化程度来看，中国大型企业与世界领先跨国公司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后来居上的工业化国家，不论是1 9世纪的美国还是20世纪后期的韩国，每个国家都产生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中国却是唯一一个没有产生这样企业的后来居上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是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银行，2004)，但中国却没有诞生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这在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环境
中国的环境问题反映了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对中国已经是极为脆弱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而高速的工业增长又使得这一问题更为严重。最近，中国进行的省级“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研究估计，如果考虑到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中国取得的“真实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受到严重土壤侵蚀影响的地区已经达到整个国土面积的38％(UNDP，2000，第70页)。沙漠化土地的面积每年正在以250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这几乎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国土面积。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中国有一半左右的森林遭到了破坏，这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同样还有“大面积的水污染”以及日益严重的清洁水资源短缺。中国有机污染水的排放量已经达到了美国、印度、俄罗斯和日本的总和(世界银行，2004)。
中国迅猛发展的工业化进程导致能源密集型产业的高速扩张。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占全球煤炭产量的30％。煤炭生产以低成本的方式满足了中国不断增长的大部分能源需求。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相当于美国的5 0％，但其人均排放量只相当与美国的1 1％(世界银行，2004)。如果中国追随美国的模式，全面使用汽车，那么未来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将是极为可怕的。如果中国继续坚持目前的发展道路，将来达到美国今天的人均收入水平，并且使用类似的技术，那么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今天整个世界的排放量还要高出五分之一。
国家的能力与角色
自1 9 8 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国家专业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这一能力仍然需要进行全面的提升，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改善，其中包括扩大政府的职能范围，承担起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各类产品和服务活动，以及重建国家的道德基础。改革和完善一个衰弱的国家行政系统，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发展需要，将比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强大、有效的政权体系面临更大的挑战。
政府
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只有依*国家才能满足各种紧迫的发展需求。1990中期以来，中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的重要改革来提高其财政力量。但是，中央政府的收入仍然只占到GDP的7％(世界银行，2004)。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不仅低于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俄罗斯。政府财政能力的减弱迫使国家在教育和医疗领域通过向人们收取更多的费用来提供服务。截止到1990年代末期，财政拨款仅占实际教育支出的4 6％(世界银行，2005)。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广泛动员了其他各种渠道来为教育融资，如附加税、向学生收费、校办企业收入、勤工俭学和捐赠等。从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中期，中国贫困阶层的教育状况显著恶化(世界银行，2002)。
在过去的5 0多年里，中国曾经建立起广泛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预期寿命达到7 O岁，出生死亡率为千分之三十一人。在1 97 6年前人民公社达到最高潮的时期，有大约8 5％的村庄都建立了合作医疗组织(尽管只能提供比较初级的服务)。当1980年代早期，农业集体化政策被废除的同时，农村风险分担的财务基础也大都不复存在了。90％以上的农村人口都不再享有任何可以分散风险的福利制度(世界银行，2002)。1999年，政府预算资金仅占全部医疗卫生支出的11％，5 9％是由个人支付的(世界银行，2 0 02)。这些变化导致医疗卫生服务可获得性方面的很大不公平。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总体质量水平在1 9 1个国家的排名中处于第61位，而资金来源的公平性方面却排在第188位(世界银行，2002)。
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党组织的活动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邓小平一再警告要注意可能引起中国崩溃，陷入一片混乱的各种危险。****在2 0 01年庆祝党成立8 O周年的大会发言中指出：“……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我们)必须从严治党。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
近些年来，因腐败问题被处理和判刑(在有些案件中甚至被处以死刑)的党员干部的级别不断提高，其中还包括不少高级领导干部。这些人中包括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的前任市委副书记和前任市长；沈阳市的一位市长；公安部的一位副部长；军事情报部门的一位主要负责人：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位副委员长。根据200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的正式文件，在此前的五年里，反腐败的斗争进一步加强，总计有1万3千名政府官员被判刑。之所以有这么多起腐败案件被曝光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带来的巨大威胁，并力图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这种状况。
国际关系
1 9 9 9年，美国军事预算为2 5 3 O亿美元，相比之下，北约仅为1350亿美元。9．11事件之后，美国宣布其军事预算将在2006年提高到3790亿美元，而北约欧洲国家却没有计划要增加军事开支(金融时报，2002年，2月1 8日)。欧洲已经明显落后于世界军事强国。
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平衡。小布什总统警告中国说：“在谋求先进军事力量的过程中，中国将有能力威胁其亚太地区的邻国。中国正在走上一条大国崛起的老路，但这最终很可能妨碍它实现自身伟大复兴的目标。现在需要重新确认美国军事力量的关键作用。我们必须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国防，以应对任何挑战。我们的力量要强大到足以威慑到潜在对手，让它们放弃追求力图超越美国或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军事力量。”9．1 1事件之后，小布什当局的核心决策圈转而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共识：“从长期来看，只有在一个美国的价值观受到广泛支持和传播的世界里，美国才能获得安全。”在美国，有不少强有力的利益集团都坚信与中国发生严重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亨利．基辛格提醒到，美国外交政策的鹰派们将中国视为“在道德上有缺陷但又无法逃避的对手”。
但是，如何能够最妥善地与中国“接触”，对于这一点，美国尚没有形成一个最终的清晰框架。在198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推翻苏联这一“邪恶帝国”。美国通过加强军备竞赛和以各种方式影响苏联决策者等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在苏联共产主义崩溃和苏联解体的过程中，美国的政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政权更替”导致了国家的分裂，而且给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经济和福利状况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苏联经济与美国经济之间的联系很少。美国对苏联的出口几乎微不足道，而且美国的跨国公司在苏联没有任何投资。苏联对美国的出口规模很小。除了在短期内使得美国的军事开支有所下降之外，苏联经济的崩溃对美国经济影响甚微。
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已经是紧密相连。美国消费者极大地受益于中国低价产品出口的爆炸性增长。对中国的投资以及利用中国低成本的生产链让美国的公司和股东获得了利益。美国的初级产品生产者(其中包括食品、石油和矿产企业)从对中国的出口中获益，这些出口或者来自美国，或者是来自于位于其他国家的生产基地。中国政府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在让美国政府获益的同时，最终是帮助支撑了美国个人消费的增长。“制度解体”(正如美国在苏联、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做的那样)不仅对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而且将给美国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更不用说军事后果了。从这一角度而言，支持中国共产党努力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符合美国的商业利益和美国大众的利益，而且符合整个世界的利益。
金融体系
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深刻意识到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中国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因为人民币还没有实现全面可兑换。但事实上，这次金融危机还是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香港是一个例子，同时还包括中国大陆的“信托公司”和“红筹企业”累积起来的巨额债务问题。最引人注目的是广东信托投资公司和粤海集团公司(以及其旗下的五家红筹上市公司)。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广东信托投资公司最终破产，而粤海集团公司则无力偿还债务而被迫全面重组。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这两家公司都被国际贷款者认为是模范企业，而广东信托投资公司的破产和粤海集团公司的重组使得国外人士第一次详细了解到中国大型企业的内情。经调查发现，这些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中包括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贷款行为：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贷款都借给了那些无力或根本不愿意偿还的公司和机构。这两家企业相当一部分投资都带有“高度投机”的性质，例如，大量资金被用于广东和香港的房地产泡沫的炒作。在对粤海集团公司下属红筹企业广南公司的调查中发现，该公司实际上是一家“犯罪企业”：公司有35人被拘捕或者由香港发出了逮捕令。广南公司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企业，香港对公司治理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该公司4 O％的股份为公众投资者所拥有；它的财务是由一家国际知名的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该公司还有两名独立董事，都是来自香港商界的著名人士。
1990年代末期，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清理”国内的金融机构。广东信托投资公司和粤海集团公司的案例表明，把中国的金融机构转变为治理结构完善的现代金融企业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清理”行动暴露出了中国主要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
按照WTO的协议，中国的金融机构将面临强大的国际竞争。自198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金融公司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兼并和收购。经过这一阶段，出现了一批超级金融企业，如花旗银行、JP．摩根和汇丰银行。它们在拉丁美洲和东欧都迅速获得了支配性地位。当花旗银行收购墨西哥金融服务领域“最优秀”的机构巴拿美克斯(Banamex)的时候，金融时报这样评论到：“对巴拿美克斯的收购显示出花旗集团对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的强烈兴趣。”花旗集团自己就说过：中国位于我们雷达屏幕的顶端。”如果中国本土的大型金融企业无法完成自身的改革，那么世界金融巨头们将逐步占领中国金融部门的制高点。花旗集团认为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都应该被分拆成规模更小的机构，这样才能避免金融危机。然而这样做将更有利于那些世界金融巨头将“敌人一一击破．”
结论
中国面临着威胁到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全面挑战。考虑到这些挑战的数量和严重程度，很有可能在某一时点“突然引爆”，而且最有可能是由于金融体系的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实际上已经接近危机边缘，只是由于采取了坚定和有效的政策，才得以避免。如果中国出现一次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普遍发生的金融危机，那么就很难维持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政治动荡与金融危机之间相关性已早有论证：“自18世纪以来，欧洲没有一场重大革命不是由先前出现的商业和金融危机而弓l发”(马克思，1887)。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它将走向何方呢?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许多人都相信中国同样要经历马克思在《资本论》(马克思，1 8 8 7)中所说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他们坚持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实际上，中国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远，国有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到50％。这正是“列维斯工业化阶段”积累过程残酷本质的典型表现：以“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同时保持真实生存工资水平的长期稳定，这要求一个威权式的政治结构以及将政治权力集中于少数统治精英。
英国在1 8世纪中期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起飞阶段后，用了近100年时间才将剩余农业劳动力吸收到现代工业部门。这一过程对城市工资水平产生了强大的压力，在1750年到1820年的早期阶段，非技术工人的真实工资水平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提高。在资本积累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绝对贫困的状况始终得不到改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往往伴随着严厉的社会控制措施以维持政治秩序。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英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认为，社会经济集团广泛的利益分化使得国家不可能在获得民主妥协的同时又能够保持经济增长。中国目前出现的“全球化中产阶级”开始担心一旦将政治权利赋予广大的穷困阶层将带来的可能后果。
支持中国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道路的人可能从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经验中获得一些慰籍：在早期资本主义积累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引入民主制度，如日本的明治维新(1 86 8—1 9 1 2)，以及最近的台湾和韩国。这些案例都用来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在长期的“列维斯发展阶段”，中国不得不经历漫长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从上述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几乎每个国家在初期阶段都依*严厉的政治统治，迅速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变为城市就业人员，并且维持着长期不变的真实工资。只有当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供给接近枯竭的时候，非技术工人的真实工资水平才开始出现上升趋势。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出现政治民主化的要求。
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的彻底解决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且这还需要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充足的需求，灵活的就业政策，以便能够进口来自中国的制造产品，从而吸纳中国海量的农村劳动人口。如果完成“列维斯式”资本积累过程的必要条件就是要维持威权政治，那么中国很可能要长期处于这样一个政治体系的统治之下。然而问题是，在如此慢长的时间里，这样的政治结构能否始终保持稳定，毕竟中国正在加速融入全球经济，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将日趋严重。如果威权政治生存了下来，那么它将形成后工业时期长期存在的压制型统治方式。
“民主和自由市场”?
许多人认为中国发展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是努力削弱国家的作用。他们支持中国加入WTO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希望这样将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很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者和政策决策者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控制。1 9 8 0年代末期，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普遍共识是共产党下台将极大改善中国人民的福利状况。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转轨改革的早期阶段，最深入人心的观点是必须在重建国家政权之前，先将其彻底摧毁。近些年以来，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顾问们不断鼓吹应该在中国实行“政权更替”。
一个根本的事实是，一旦共产党被推翻，必然导致中国陷入社会和治动乱之中。中国历史上经历过许多“制度解体”的经验。每一个王朝在其没落之际，“王朝循环周期”的梦魇便会浮现出来，因此，避免“天下大乱”这一主题始终占据着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地位，从古代一直到今天。毛泽东去世后，中国进行改革的核心理念就是要防止中国出现政治经济的全面解体，防止整个国家陷入一场“大动乱”之中，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将彻底“剥夺中国人民的所有希望”。尽管现在有5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解体也并非是天方夜谭。
苏联曾经是一个相当先进的国家，拥有丰富的人力和技术资源。如果苏联采取了正确的政策，那么它完全可能取得高速的经济发展并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罗兰，1995)。实际上，苏联是一个在和平时期没有得到发展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采用类似的“发展模式”将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对很多人来说，苏联、南斯拉夫(一度是欧洲的先进国家)、阿根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拉丁美洲最得意的好学生)和印度尼西亚(“东亚模式”的代表)等国家出现制度崩溃曾经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然而，当全面的制度崩溃真的发生之后，这些国家的人民都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就是吸取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出现类似的结局。
那些希望中国发生“政权更替”的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可以走“美国的道路”。美国外交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整个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应该而且将会“自然而然”地走上美国式的发展道路。强大的外部压力通过各种渠道来宣传上述观点，由此希望中国未来能够建立起美国式的政治经济体制，这已经对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世贸协议，由美国主导的大众传媒将日益渗透入中国大陆，这些观点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标题就是《美国将如何领导“自由的胜利”》。文件这样提到：“自由是人类尊严不可谈判的要求；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对任何文明都不例外……在今天，人类将把握机会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战胜所有敌人。美国人民将拥护我们担负起领导这一伟大使命的责任。”文件还声称美国将“捍卫自由和正义，因为这些原则对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而言，都是不言自明的真理。”，“美国将坚定地维护这些人类尊严不可谈判的要求：法治、限制国家的绝对权力、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平等公正、尊重妇女、宗教和伦理宽容以及对私有产权的尊重。”
事实上，美国人自己对“自由”一词的阐释一直就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核心便是国家的角色。在美国，国家仅仅是作为个人自由的监护者(“消极自由”)，还是作为所有公民实现“积极自由”的工具，使他们能够拥有作为人类的全部权利?自18世纪以来，关于“自由"的论战在美国从未停止。
在1 9世纪，自由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契约自由，并且成为“自由思想”的基石。自由的真正含义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在任何地方进行买卖的自由，以及修补和制造的自由，而不受国家的干预”(Foner，1998)。这一时期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兴起的年代，它强烈反对国家以任何形式干预社会的“自然”运行。劳动法被视为一种奴役方式，因为它干预了个人自由行使其财产的权利。
在1890年代，伴随着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出现了对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强大批判，坚决反对所谓“自由”可以与极端不平等共存的观点，这正是当时美国的真实写照。于1885年成立的美国经济学协会，其目的就是要反对社会达尔丈主义和“自由放任”的观念。美国国经济学协会的创建者，理查德T．厄里(Ri cha rd T．E 1 y)这样写到：我们认为，国家作为教育和伦理的代理人，它的积极帮助是人类获得进步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引自Foner，1998)。许多更年轻的经济学家认为私有产权已经变成了“剥夺他人自由的一个工具”，而且“比起积极干预的国家，贫穷是对共和国更可怕的威胁”(引自Foner，1 9 9 8)。从进步主义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哲学家格林(T·H·Green)在美国的演说曾经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他提到自由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大萧条对关于“自由”的论战影响极大。1933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宣称：“对于多数美国人而言，生活不再是自由的，自由不再是真正的自由，人们再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追求幸福。”在他的领导下，民主党带领美国转向了大规模的国家干预，重建经济并提供了全面的社会保障。这些观念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美国政治思想的主流。
在1 9 5 O年代，一批保守的思想家试图重新阐述“自由的观念”。对他们而言，自由意味着政治权力的非集中化，限制政府以及自由下场经济。这一思想运动可以直接追溯到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出版，它吹起了保守主义者重新定义“自由”并与社会主义者开战的号角。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主导观点开始将“自由”等同于市场领域的个人选择以及国家的最小干预。这一观念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并且认为美国应该领导世界走向统一的自由市场。苏联的崩溃更加坚定了美国人对自由市场的信心。
2 1世纪来临之际，自由市场是一个道德概念，这一观点占据了美国政治话语的中心位置。2002年9月，小布什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宣称；“自由贸易的概念除了是经济学上的理论支柱，它已经成为一个道德原则。如果你能够生产对别人有价值的东西，那么你就可以卖给他们。如果其他人生产了对你有价值的东西，那么你就可以买到。这就是真正的自由，这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国家获得生存的自由。”9．1 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更加坚定了自己在全世界范围内拓展自由市场道德原则的历史责任：
自由与专制在2 0世纪的伟大斗争最后以自由力量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同时也证明了国家生存的唯一可持续模式，即自由、民主和自由企业。今天，美国享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和巨大的经济、政治影响……我们将努力创造维护人类自由的权力平衡……美国将利用这一机遇在全球传播自由的福音……我们将把自由和民主制度作为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主题(布什，2002年9月2 1日)。
中国应当皈依美国的哪一个传统呢?是坚持国家应该发挥强大的作用来保证全体公民获得积极的自由?还是坚持“自由市场理念”，这一思潮虽然在今天的知识界和政治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很可能被证明也只不过是美国漫长历史的一个短暂插曲？
“回到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曾经领导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勇气试图彻底消除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实际上他是想通过改变人们的工作动机(把人的生产功能从与物质报酬的联系中解放出来)来克服“委托一代理”这一经典问题。“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毛泽东希望建立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人道社会，这将使全体人民有机会去实现他们作为人类的所有潜力。这一哲学是由一种强大的理念所驱动，即严格限制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不受外部的束缚而自由行动(即“消极自由”)，同时为所有人提供能够实现他们“积极自由”的最大限度的平等机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虽然必须承认存在不同的劳动报酬，但差别不应该过大。我们必须积极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即按照每个人的能力做出贡献，按照每个人的需要进行分配。因此，必须不断努力来降低三大差别，并逐步消除资产阶级权利的影响。”
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超过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正常年代，中国的广大群众享受着很高水平的社会保障。预期寿命从1949年以前的36岁提高到了1981年的7 1岁(罗兰，1 9 9 5)。这些成就得到了许多西方学者的赞扬，并由此证明再分配政策能够使低收入国家在平均人均收入达到很高水平以前就可以充分满足“基本需要”。
但是，中国为压制市场力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彻底切断了与全球经济和外部社会的联系；采取严厉手段防止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取消了物质激励；绝对限制文化自由以及频繁发动全国范围内的群众运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如果过去没有“左”的干扰，没有一九五八年的波折，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一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的生活一定有了较大的改善”(邓小平，1980)。
彻底消灭了思想的多元化，一大批人因为政治观点被关押。文化上的表达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对人民福利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采取残酷的政治斗争来限制社会差别，这给无数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尽管增长率很高，但那是采取一种非常低效的方式取得的：极为缓慢的技术进步、资本生产率的不断下降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长期停滞。除了极少一部分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状况有所改善之外，其他大多数产品的人均消费水平都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或者不断下降。绝对贫困人口的比例在1970年代中期仍然保持在30％左右，大约有2．7亿人，而1957年的绝对贫困人口为1．9亿人。在大跃进时期，试图一步迈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乌托邦实验变成了一场巨大的人为灾难。农业生产的崩溃导致了20世纪的最大饥荒，三千万人死亡。
“继承历史为今天服务”?
在探索中国未来道路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肯定会参考国际经验，但最重要的还是应该从自己国家的历史中去寻找灵感。丰富的历史经验能够提供充足智识营养，有助于我们坚持以正确的方式“探索前进的道路，实事求是”地制定各种政策，采取务实、试验和非意识形态化的办法来解决具体问题。
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动力
尼德汉姆(Needham，1954)证明中国在西方发展之前取得过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不禁让学者们追问：为什么在很早就取得过重大技术进步的中国却没有发生一次“工业革命”?多数学者曾经坚信(有些学者至今还坚持这一观点)，传统中国的专制国家阻碍了市场的发展。根据这一观点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中国应该“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必须大力削弱国家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经济历史学者最近的研究表明，与以前人们的认识不同，事实上，传统中国经济在很长时期内都保持了很强的活力。经济历史学家越来越关注于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在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持续进步的趋势?这就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关键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可能为我们解决中国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提供有益的启示。总是有人坚持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挑战，这样的观点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压力。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的研究则能够让我们获得另外一种信心源泉，以此来抵制上述观点。
中华文明的根基是农业，过去是这样，今天依然是这样。1000多年以来，直至20世纪中期，中国以谷物种植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成功应对了人口的持续增加并且有效吸纳了长期增长的农村劳动力(Pekins，1968)。从1 0世纪－1 3世纪，中国就早于欧洲开始走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道路，，(Needham，1954)。一直到1 9世纪，中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技术进步。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技术成就，主要归功于国内和国际贸易长期增长所产生的刺激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政权统一了中国的庞大领土，并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市场，而且国际贸易不受政府控制。
在中国历史上，纺织业是最重要的行业。明朝(1 368－1644)末期，棉花取代了麻和丝绸成为日常衣着的主要材料。衣料纺线和编织已经成为最大的手工产业，其中有一半的产品是在市场上出售。在清朝(1 6 44—1 911)初期，即1 7世纪末期和1 8世纪早期，中国已经有了很多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其中包括采矿、钢铁制造、制盐、瓷器制作和造船。作为一个前工业社会，中华帝国已经高度城市化。在19世纪，估计中国已经有将近3 5 0 0 0个“标准”的“中等”城镇(Sk i nner，1 9 9 7b)。在这一密集的地方交易市场之上，还有2 3 00个中心城镇，9 3 2个城市以及2 6个“大都市交易场所”，这些构成了八大“经济体系”。中国拥有的城市，无论从规模，还是发达程度，都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直到很晚阶段，欧洲才出现类似的城市。
1 7 5 0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份额为3 3％，印度／巴基斯坦为2 5％，而当时的西方仅为1 8％(Ba i roch，1 9 8 2)。1 8 8 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 2 8美元(按1960年的价格水平)，同期英国为1 5 0美元，法国是200美元。马尔萨斯在1 7 9 8年指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乔治．斯当东爵士在马葛尔尼1 7 9 3年使华记中这样写到：“看到它的自然物品和手工产品，政府的政策和统一，语言、习俗、群众舆论、道德准则、文明制度、总体经济状况和国家的安宁，中国简直就是最辉煌的综合体，实在值得人类去思考或研究”。
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市场与国冢
官僚体制 传统的中国国家政权结构包括一位世袭的皇帝和一大批通过科举考试竞争而选拔出的行政官员。除此之外，还有更多人数的地方乡绅，他们负责处理政府无暇顾及的本地事务。官员的意识形态是通过科举制度进行教育和培养的，基础是儒家思想，由此形成了长期稳定并具有凝聚力的官僚体制。压倒一切的核心价值观是“秩序和稳定、和谐与合作，接受社会等级所确定的个人位置、社会统一”。衡量是否是一个好的统治者的唯一标准是“他能否造福于天下苍生……这是儒家思想最基本的原则，历经数载而未变。”为老百姓造福，官员们必须获得百姓的信任：“只有获得了百姓的信任，官员们才会努力工作，否则他们会感到未能真正尽责。”如果官僚体制变得腐败，道德堕落，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当权者礼法尽失，则百姓将成为无根之民。”
商人阶层在通过进行贸易活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展，但他们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而且缺乏意识形态上的支持。商人位于官僚社会等级的最底层，排在 “士、农、兵、商”的末尾。无论在中央政府，还是在地方政府，都没有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贸易活动本身被视为不可取的。成功商人获得的巨大财富即使没有得到尊崇，往往也是令人羡慕和敬畏的。”如果商人想让自己的家庭成员进入官僚统治阶层，那么他们的孩子仍然需要刻苦学习并参加高度竞争的科举考试，接受文官统治精英意识形态的灌输。
法律 在中国国家政权体系长期有效运作的过程中，国家提供了保护产权的法律和秩序框架，从而获得了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商人们从来没有取得过欧洲中世纪晚期自治城市相对于国家政权日益增长的独立性。但是，只要中央政权正常运行，城市就能够为商业活动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而且国家也会保护商人们的私有财产。如果契约执行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或者商人们的财产能够被非法剥夺，那么中国就不可能出现如此巨大数量的商品交易。在关于帝国晚期城市汉口的研究中发现，1 8 5 0年之前，那里已经出现各种形式的书面商业合同，如船运定单、装卸合同、期票和买卖契约，所有这些合同都被广泛运用于商业活动中，而且在城市中能够得到有效执行。汉口的地方官员在保证债务偿还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军队 中华帝国政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其统治的广大国土范围内维持长期的相对和平和社会稳定。从长期来看，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一个重大差别就是中央集权能够在其统辖的广阔国土上维护和平的状态。即使在一个王朝的中期阶段，如明朝，中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受到文官有效控制的庞大军队在长期内也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安全保障。军队为商人们从事远距离(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距离，直到近代以后才发生改变)贸易提供了信心。广大地区内的和平环境为那些资本所有者进行长期投资提供了强大激励。这同时使得整个中国成为了一个统一的自由贸易区域。国家对贸易的干预很少，在正常情况下，仅限于对一小部分重要产品征税。根据估计，在18世纪，仅有7％的国民收入进入了中央政府预算，这其中大部分(7 4％)是来自土地税，而只有1 4％是来自国内贸易和(国际)关税收入(罗兰，1 9 9 3)。由此可见，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在很早以前就在专业化、劳动分工、实用技术的迅速推广、资本的积累等方面获得了长期的强大激励。
金钱 在传统的中国经济生活里，一般都是用现金来进行交易的 (King，1965)。元朝的蒙古统治者首次在世界上开始使用纸币。马可波罗非常惊讶地看到；“处于可汗统治下的所有人都乐意用纸币进行支付，因为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可以使用同样的货币，不管是买卖普通的商品，还是珍珠、宝石或者金银。拿着这些纸币，他们能够买卖任何物品。”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政府都意识到了货币对于经济健康的重要性。国家一直努力保持稳定的货币供应以避免货币贬值，同时确保货币数量能够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央政府始终保持着对流通货币质量和数量的有效控制。清朝初期对此有着详细的记录，中央政府严密监视着货币供应，经常调整钱币的重量和成分组合以便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同时也努力维持铜币与银两之间稳定的兑换比例(Ki ng，1965)。
治水 在传统中国，治水是国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包括水渠和灌溉，以及水运。大型的水利工程几乎都是公共工程，或是直接由中央政府组织修建，或是由低一级的当地政府修建。政府官员对水利事务肩负着不可或缺的道德责任，如同身负国防重任：“在黄河上修筑堤坝如同在战争前线修建防御工事，在堤坝上巡视如同在前线站岗。”中央政府在跨地区或大型水利工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明、清两代，黄河的河堤治理都是由专门的官员负责，而且级别非常高。大运河是传统中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水运基础设施，它在连通南方生产中心和北方政治中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近一千多年里一直为中国统治者所重视。国家在大运河的维护和改善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地方官员也在治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只要涉及超出每个村庄能力范围的水利工程，当地政府都会派出官员强制动员劳动力，监督工程建设，并负责解决村庄之间的用水纠纷。当地官员必须担负起本地的治水职责，确保水利事业能够充分满足百姓需求。理想的地方官员应当“心系百姓，在出现洪水和干旱灾情的时候，他应当对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好的地方官员应当在农闲时节遍访农村的各个角落：“他要勘察地形，询问水渠情况，查看水闸……这些都会影响到公共财产的状况和当地百姓的福利，地方官员必须细心关注。”
灾荒救济 中华帝国的灾荒救济包括灾情调查、提供赈灾资金、供应救灾粮食、控制物价、以及加强和重建生产(wi11，1990)。许多赈灾措施一方面表现出政府在为穷人提供救济方面非常有效，另一方面则显示出政府能够利用市场来解决灾荒问题。中国在那时采取的很多措施都非常符合现代学者的有关分析(如阿玛蒂亚．森对灾荒的研究)。“官僚体系的完善、集中和稳定使得赈灾工作的程序非常细致和有序。”(wi11，1 9 9 0)
当地乡绅在抗击灾荒和分配救济品方面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地方层面的集体行动“得益于官僚体制和当地的权力人物，并由地主和乡绅担任领导，这样就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止对经济的损害并保持社会的安定有序。这显然是维护全国权力体系保持凝聚力的强有力因素。”官方系统的赈灾安排早在宋朝就已形成，而许多由当地著名人士和地主负责，官员配合的救济措施，如灾情和灾民调查、赈灾粮食的有序发放、公共救济施粥所等等，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也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
稳定商品价格 在中国历史上的很早时期，国家就开始采取措施来稳定基本物品的价格，防止投机行为给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伤害。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政府就努力将谷物价格的波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马可波罗也描述过元朝的粮食供给情况：丰收季节，价格便宜，大可汗就囤积大量的谷物并将其储存在巨大的粮仓里。当粮食歉收的时候，他就放开库存“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向所有百姓供应谷物……．”成尔(wi 11，1 9 9 0)详细记述这类活动，在1 8世纪的中国，政府会干预稻米市场，保护百姓生活不受到价格波动和投机行为的伤害。政府为了稳定谷物价格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庞大的永久性粮仓体系。除了应对紧急情况之外，建立永久性粮仓的目的就是“通过在丰收季节谷物低价时进行收购，在歉收季节再以低价出售，这样就可以平抑价格的季节性波动。”永久性粮仓在春季出售而在冬季购买的行为正是要熨平价格，或者是弥补私有部门的不足，或者是当私人部门企图利用季节性价格波动或地区差价进行投机的时候，与之竞争来维持价格的相对稳定。
结论
在传统中国，国家积极鼓励市场的发展，但不允许商业，金融利益以及市场投机主导政治和社会。在市场失败的地方，政府积极介入，这并不仅仅是考虑到一时的增长问题，而是涉及到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团结。在帝国专制统治大厦的背后是广泛的道德基础，即所有社会阶层都必须履行其义务，目的是为了保持社会团结，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从而获得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上述国家职能有效动作的时候，就会出现和谐盛世的局面，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当国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便会带来“天下大乱，社会动荡”。
总结
如果借用“第三条道路”的说法，即国家和市场之间创造性的共生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已经以自己的方式在这条道路上走了两千年。这正是中国取得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基所在。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套完整的哲学，包括了对市场既要加以鼓励又要加以控制的具体措施，同时建立起了适用于统治者，官员和普通百姓的内涵深刻的道德体系。当 这一体制有效运行的时候，其哲学基础加之以非意识形态化的国家行为就能够解决市场所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儒家思想产生内涵深刻的“责任”概念，这是社会繁荣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事实上，当儒家原则不再被严格遵循的时候，这一体制往往就会进入周期循环更替阶段，统治者和官员们腐败堕落，社会经济遭到破坏。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套完整的制度所具有的连续性和持久影响力，而且能够从中获益。
近些年以来，欧洲国家一直在以各自的方式探索“第三条道路”。但是，欧洲已经实现了高度工业化，中产阶级占据着主导地位，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今天，中国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探索自己的“第三条道路”。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军事实力还非常弱小。在庞大的国民人口中，大部分都是贫穷的农民或是非技术民工，而且中国仍然处于“无限劳动力供给条件下的列维斯经济发展阶段”。目前出现的“全球化中产阶级”仅仅是很少一部分人。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现代化部门日益被国际资本所控制，而且在中国建立起了完整的生产体系，这些部门几乎占到中国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在金融体系的全面自由化方面，中国面临着巨大压力，这也是融入国际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中国领导人正努力在充满全新挑战的环境中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
中国已经无法将自己封闭在国际经济和政治的主要发展趋势之外，它也不可能再回到毛泽东时代。中国自身制度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但市场只能作为“仆人”，不能像今天美国领导层及其支持者那样，盲目崇尚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认为市场本身就具有其内在的道德价值。在这一努力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可以与反对当前国际思想界主流的强大思潮携手前进。这一反主流的强大思潮不论在西方（甚至包括美国），还是在中国大陆之外的远东地区都有着强大影响。
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能够防止中国出现金融危机吗?它能够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吗?它能够解决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吗?它能够使得中国的大企业在“全球赛场”上展开竞争吗?它能够帮助中国处理严峻的国际关系挑战吗?它能够解决中国的环境危机吗?它能够为中国提供建立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吗?盎格鲁一散克森式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在1990年代达到了其现代顶峰，但它并不能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希望，无论是生态、社会，还是国际关系。中国面临的每一项经济社会挑战都需要非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创造性结合，国家的作用正是要解决市场不能单独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
如果中国既能够很好地融入全球市场经济并与之共舞，同时又坚持自己的历史传统(也包括最近的经验)，那么中国就能够探索出一条适否自己的道路，建立一个稳定、团结、和谐的社会。一旦失败，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很可能会彻底崩溃。这不仅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而且整个全球政治经济也将为之付出沉重代价。也许中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严格的社会控制(为了平缓高速成长所带来的各种矛盾)而备受指责。正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不得不做出“别无选择的选择”，“为了拯救森林，必须将一些树木砍倒”(如将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如果中国希望国家制度能够在今天继续生存，那么它同样要做出“别无选择的选择”：重建凝聚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基础，一方面充满自信地继承自己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又能够充分利用其他国家的优良传统。
如果中国选择了一条“放弃国家”和崇尚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道路，那么将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失控和解体。全面放开国内市场，允许国际金融公司的自由竞争以及允许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将是最危险的政策，这很可能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由于金融体系是触及并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的长链条，因此，一场金融危机将会点燃所有其他社会部门的“易燃物”。通过不断加强并完善国家的职能，有效解决日益严峻的社会挑战，这就需要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像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一样）只在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国家的执政能力，彻底消除严重的腐败问题。“完善国家，而非放弃国家”是中国体制改革的唯一理性目标，是中国生存与发展“别无选择的选择”。
通过“选择”自身制度“无法选择”的生存发展模式，中国能够提供一种完全不同于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的模式，从而成为全球化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一座“灯塔”。这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